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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命治理

蔡慧玲與台灣尤努斯基金會：使命治理

蔡慧玲律師

企業法律工作大多圍繞三個問題：公司如何活下來、由誰決定、如何交棒。重整處理第一個，股權與公司治理處理第二個，家族傳承處理第三個。

還有第四個問題比較少被當成法律問題來談：當初設立這個事業的目的，如何在人事更迭之後仍然有效。

蔡慧玲律師現任財團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董事長。這個身分常被歸類為公益參與，但從法律工作的角度看，它處理的是同一類結構問題——不是「要不要做好事」，而是「一個決定要怎麼寫，才能提高變更門檻、並且有人負責監督」。

台灣尤努斯基金會在做什麼

財團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在台灣推動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‧尤努斯提出的「三零願景」——零淨碳排放、零貧窮、零失業——並引進格萊珉（Grameen）微型貸款模式。

基金會設有台北、台中、高雄三處辦公室，並與多所大學合作設立社會企業中心（YSBC），辦理台灣尤努斯創新獎，並設有社會企業基金。蔡慧玲律師同時擔任台北市格萊珉儲蓄互助社副理事長。

「社會企業」在台灣不是一種法定組織型態

這是多數人第一次認真規劃時才發現的事：台灣的法律裡，沒有一種叫做「社會企業」的公司。

你可以自稱社會企業，也可以自願登錄經濟部的社會創新組織資料庫做公開揭露——但那是一個自願性的登錄與揭露機制，不是一種公司組織型態，也不是政府對社會企業的認證。當你要處理「這門生意賺到的錢該怎麼分」「創辦人離開後誰能改變方向」這類問題時，仍然只能回到現行的法律工具。實務上常用的有幾條路，各有各的代價：

公司法第一條第二項在 2018 年修正後明定，公司「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，以善盡其社會責任」。這一句話的作用，是給營利公司採行公益行為一個明文依據。

但要注意它的界線：這是授權條款，不是免責條款。公司負責人依同法第二十三條仍負忠實義務與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，個別決策是否妥當，仍要回到那一條去檢驗。而且它是授權、不是約束——它讓你可以這樣做，並沒有要求後人必須繼續這樣做。

章程的目的事業條款可以把使命寫進公司的根本規則。問題在於章程本身可以修改，而修改章程的門檻，取決於股權結構。所以真正決定使命能不能延續的，往往不是章程寫了什麼，而是誰有票數改它。

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在章程中限制股份轉讓，讓股權不會流散到理念不同的人手上。但它有適用門檻：限非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，股東人數原則上不得超過五十人。這條路的代價是流通性與募資彈性。相關的設計取捨，另見閉鎖性公司與家族企業的股權安排。

特別股與複數表決權可以讓創辦人在持股比例下降之後，仍然保有對特定事項的否決權。同樣有適用限制：複數表決權特別股與特定事項否決權特別股，不適用於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。這是把「誰能改變方向」直接寫進表決權設計，另見用特別股安排接班。

財團法人走的是另一個方向：把資產從個人手上移出，用捐助章程綁定用途，並受主管機關監督。它對「目的不被改寫」的約束力強，代價是不能分配盈餘、彈性也最小。

信託要看是哪一種，不能一概而論。非公益信託可以為受益人的利益而設，也可以為特定之目的而設；信託利益可由受益人享有，信託關係消滅時財產的歸屬另有規定。它能不能形成你要的約束，取決於信託目的怎麼寫、受益權怎麼設計、受託人有多少權限，以及變更與終止條款留了多大空間——不是「成立信託」這個動作本身。至於不以特定人利益為目的、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並受其監督的，則是公益信託。家族信託的實際運作另見台灣的家族信託。

沒有一種工具是免費的。每一種讓使命更難被改變的設計，同時也讓經營更難因應變化。選哪一種，本質上是在決定你願意用多少彈性，換多少確定性。

這與家族企業擔心的事，是同一個問題

一位企業主想確保接班之後公司不被賣掉，和一位創辦人想確保自己離開之後事業不偏離初衷，面對的是同一種結構困境：如何讓一個現在做出的決定，在做決定的人不在場之後仍然有效。

要說清楚的是，這是治理結構上的類比，不是法律上的同一類問題。家族傳承牽涉繼承、特留分、夫妻財產與股權移轉；使命延續牽涉章程、股東協議、董事義務與財團法人或信託的監督機制。所涉法律關係與限制並不相同，只是部分治理工具相通。

差別只在使命的內容不同——一邊是「留在家族手上」，一邊是「留在原本的目的上」。用到的工具高度重疊：章程、股權結構、表決權設計、信託、董事會組成。

也因為工具重疊，這兩類問題在實務討論上經常互相參照——關於「使命如何被改寫」的思考，處理的正是股東協議與章程要防的同一件事。

延伸閱讀：股權與公司治理：如何讓一個決定在人事更迭後仍然有效、家族傳承

公開紀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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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為法律資訊分享，不構成針對個案的法律意見。個別事業的組織與股權設計，須依實際情況評估。